省级领导牵头协调，中国足协宣布支持，一个疑问随之浮现：草根足球的生命力，究竟源自民间野性生长，还是需要被规划管理的“爹”？

足协表态支持地方联赛

不久前，中国足协在全国范围内表态，要“支持各地持续办好‘苏超’‘浙超’‘赣超’‘川超’等城市足球联赛”。

在这些由地方省市推动的城市联赛中，社会足球正展现出惊人的增长。2025年全国业余球员总数达到98万人，比前一年增长了95%。

地方政府介入升级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介入方式也在升级。江苏省“苏超”和江西省“赣超”不仅获得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还被纳入了地方考核体系。

2026年的“赣超”南昌队主场确定落户南昌国际体育中心，这座可容纳5.7万人的专业体育场将成为草根足球的新舞台。

草根足球的崛起

过去一年，草根足球在中国大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2025年全国16个省区市举办了自己的城市联赛，全年举办业余赛事4324项，比赛14.4万场。

这些数据背后，是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重视程度。

以“苏超”为例，这项赛事已成为江苏省内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足球联赛之一。2026年，“苏超”的赛程将从4月一直持续到10月，时间跨度长达半年。

江苏“苏超”组委会刚刚公布了2026年的竞赛规程，对球员资格、竞赛方法都作了新的调整，保持赛事的草根性与竞争性。

江西“赣超”的创新模式

相比江苏“苏超”，江西“赣超”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创新模式。赛制上采用“分区对抗+交叉对决”的复合赛制，覆盖全省11个设区市，赛程长达110天，共计66场比赛。

主办方将赛事巧妙地安排在周六或周日，极大地方便了球迷观赛和旅游。

南昌市体育局局长汪芳介绍，赣超赛事的一大特色是“全民共享、零距离观赛”。球迷可以零门槛申领入场资格，凭票还可以享受景区门票、住宿餐饮、商超购物等多类优惠。

管理之手

随着草根足球赛事影响力的扩大，中国足协和相关管理部门开始表达关注和支持。

2026年中国足协将建立足球赛事经济贡献统计体系，让赛事对城市的综合拉动“看得见、算得清”。同时完善足球人口统计标准，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早些时候，中国足协印发的《社会足球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办法（试行）》，曾引发外界关于“中国足协要收编苏超”的猜测。

该办法规定“主办跨区域社会足球赛事的会员单位，需履行事前报备程序”，但同时也明确地方赛事主办者是赛风赛纪第一责任人。

足协主席的表态

中国足协主席宋凯表示，以“苏超”为代表的社会足球城市联赛，已成为中国足球振兴发展的“报春花”。

宋凯还透露，多地已建立了省级领导牵头的议事协调机制，将足球发展纳入考核，社会足球赛事正成为地方政府推动人文经济发展的新平台。

江西“赣超”的发展轨迹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模式。这项赛事采用“政府主导+地方协同+协会运营”的组织结构，由省体育局和各设区市政府共同主办，各设区市体育局和省足球协会承办。

值得注意的是，有观察指出，职业足球管理机构在实践中可能更像是一个“执行部门”，而非具有充分专业自主权的管理机构。

法律外衣下的越权

从法律角度看，中国足协只是社会团体法人，《中国足球协会章程》明确其由足球组织“自愿结成”的性质。这意味着它无权强制非会员单位接受其管理。

江苏方面已明确表示：“苏超”是文旅项目，不在足协管辖范围。

但中国足协通过与体育总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独特架构，获得了远超普通社会组织的行政色彩。这种“延伸政府机构”的身份使其权力边界模糊，常常越界而不自知。

法律学者尖锐指出：足协新规对非会员单位的民间赛事没有直接的、强制性的监管权。

生机与衰败的鲜明对比

一边是民间足球的蓬勃生机：贵州榕江“村超”赛场上，屠夫、教师、农民在泥地里追逐足球，冠军奖励是小黄牛、猪、羊；中场休息时，侗族大歌和苗族舞蹈让足球回归纯粹的快乐。江苏“苏超”前六轮带来380亿元营收，广告位从1.5万涨到300万，涨幅200倍。

另一边是足协管理的日渐衰败：中超赞助额从44亿暴跌至不足4亿，职业队五年解散名单“能拉两页纸”。

当国际知名啤酒品牌开始赞助“苏超”而看不上中超时，足球世界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民间赛事不需要天价外援和黑哨假球，它们用最纯粹的热爱创造了远超职业联赛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利益驱动下的管理冲动

足协为何此时对民间赛事如此“上心”？答案在于“无利不起早”。

新规要求赛事备案、数据接入足协系统、招商走足协账户。这些看似技术性的要求，实则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赛事备案费、球员注册费、商业分成——虽然新规未明确金额，但参照过往标准，“备案一次够民间俱乐部付半年场地租金”。

更关键的是控制权：一旦民间赛事的商业收入需经足协账户，自然抽取分成便顺理成章。这种模式在2019年业余联赛试行时，曾导致三十家俱乐部跑了二十家。

耐人寻味的是，新规规定“赛风赛纪风险由各地自己承担”——管理费得交，出了事自己扛。这种权责不对等的安排，彻底暴露了足协“扩权卸责”的真实意图。

国务院文件拨乱反正

就在足协新规引发争议之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职业联赛和自主IP赛事建设培育”。

这一政策被广泛解读为“足协的手被按住了”。

文件明确支持自主IP赛事发展，强调要“破除办赛障碍”，非高风险群众性赛事采用备案或告知制，地方赛事审批权归地方。文件还特别提及“苏超”“村超”等赛事的成功经验，肯定其促进体育消费的积极作用。

国务院简政放权、促进发展的政策导向，与足协加强控制、扩大权限的企图形成鲜明对比。两股力量的博弈，揭示了足球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争。

草根足球不需要“爹”

足球的本质是游戏，是群众健身、交流、娱乐的平台。当一种群众自发运动需要行政力量“指导”时，它已经背离了初衷。

中国足协曾宣称要“推动足球运动普及和提高”，但其管理成绩单却令人失望。如今，民间赛事展现出足球的本真活力，足协的第一反应是加强管理而非自我反思。

江苏民间的抵制颇具启示意义：地方将足球联赛改名为“健康文旅皮球联赛”，从名称上与足协划清界限。这种机智的应对，是对过度管理的无声抗议。

足球运动不需要“爹”，尤其不需要一个管理失败却热衷扩权的“爹”。群众有能力自主组织、自我管理，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服务和支持，而非控制。

国务院文件已为足球改革指明方向：自主IP赛事是未来，群众活力是基础，简政放权是路径。足协若仍执迷于“家长式”管理，必将被足球发展的潮流抛弃。

苏超的成功已经证明，没有足协的“指导”，民间足球反而能创造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国务院的新政策更是为自主IP赛事提供了尚方宝剑。

足球的未来在民间，在那些为热爱而踢球的人们中间。中国足球需要的不是更多管理，而是更多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