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转三十八载，从1987年的胶片放映机到如今的数字设备，从场均两百人的炽热盛况到三四十人的默默坚守。在当下的“小屏”时代，这对夫妻放映员仍然守护着一方集体共赏的“大屏”。这份流淌在光影里的责任，眼下正被更年轻的肩膀稳稳扛起。

晚六点，立新村暮色渐沉，三人利落地调试设备、悬挂银幕、摆放板凳。

如今一台集投影、音响和片源于一体的便携数字放映机，取代了过去需要反复装卸胶片、校准焦距的胶片机，短短十几分钟便布置妥当。待一切就绪，王世珍留下等候观众，陶洪则带着孙子赶往下一个村庄。设备的便携，让他们能高效完成多村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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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珍和陶洪带着孙子一同在调试放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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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协作悬挂幕布

临近开映，村民们陆续赶来。王世珍在院坝口笑着招呼：“快坐，《中国营长》马上开始。”八点整，银幕亮起，清晰的画面与立体的音效，很快让村民沉浸其中。

眼前这份热闹，与三十八年前相比，已迥然不同。

1987年，王世珍和陶洪开始电影放映生涯。当年，他们操作的是一套重达400多斤的胶片放映设备。“胶片机体积大、份量沉，那时很多村没有通电，发电机是必备品，全靠村民主动牵马驮、开拖拉机拉。”王世珍回忆，每逢放映日，闻讯而来的村民就会自发组成队伍，浩浩荡荡前来帮忙，将设备运往放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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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二人年轻时放映电影照片（资料图）

放映是一项手艺活，更是体力活，最烦琐的是换片和倒片，场次结束后必须手动将胶片卷回片盘，否则放映画面会颠倒。放映时更需全神贯注盯紧机器，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滑片”。“你看嘛，手上的口子印，全是那时候胶片边缘割的，现在都还有。”王世珍摊开双手，那些深浅不一的伤痕，至今未消去。

“只要银幕一亮，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王世珍摩挲着虎口的旧伤，语气欣慰，“村民一听到要放电影，走十几里路都要赶来，一个坝子里能围坐两三百人，就像过节。”人山人海的观影场面，成了那个年代最鲜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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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放映的电影

“原来人都站得满满的，现在就十几个人。”王世珍心里还是有点儿失落。“小屏”的便捷与丰富，也带来了疏离与冷清，但夫妻俩手中的放映机却从未停下。

“这份工作我们干了大半辈子，早就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只要还有一个村民愿意看，我们就会继续放下去。”对王世珍夫妇俩而言，放映已不仅是工作，更是维系乡情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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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前往各乡镇放映前，夫妻二人都会清点好放映设备

这样的坚持，还体现在每一次翻山越岭的放映中。去偏远的乡镇放映时，夫妻二人常常带上帐篷、简易炊具和放映设备，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无论路途多远、条件多艰苦，只要能把电影带给老百姓，那些漫长跋涉都值得。”王世珍说。

“过去跑几公里只为看场电影，如今电影放到家门口，我们更得来。”在村民洪贵琼看来，坝坝电影的魅力不在于影片本身，而在于邻里围坐、畅聊欢笑的热闹氛围。村民冉启菊坦言，“有句话是‘送米送面不如送来科教片’，电影放映前都会播一段科教短片，教我们种田、防害虫，解决了我们生产中的不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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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观看影片

村民们的真切需求，让王世珍夫妇更加确信这份坚守的价值。面对“小屏”的普及，他们看到的不是挑战，而是“大屏”的独特意义：邻里感情的粘合剂，知识传播的载体。

守护，是为了更久远地传承。

从小学六年级开始，陶自湘就跟着爷爷奶奶穿行于各个村落，从拉幕布、搭架子做起，如今已能独立完成全部放映工作。“孩子很有灵气，放得特别好。”王世珍的语气里满是欣慰。对于陶自湘而言，这不仅是手艺的传承，更是情感的延续：“看到村民们坐在这里看电影，他们高兴，我也跟着高兴。我还从爷爷奶奶身上学到了坚持，希望能把这种快乐带给更多人。”

爷爷陶洪正在和孙鼻子一起调试，集投影、音响和片源于一体的便携数字放映机.jpg

△ 陶自湘和爷爷一起调试集投影、音响、片源于一体的便携数字放映机

这支家庭放映队，如今活跃在仁和区的各个村落，三人让多块银幕在同一片星空下相继亮起。王世珍看着孙子的身影，眼中充满期盼：“等我们老到干不动了，也会成为院坝里观看电影的一员。以后可以看孙子放的电影，真的很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