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宝藏 | 千年汉碑中的天府

如今，当人们说起成都的自古繁华时，往往会追溯到它在汉代就曾“列备五都”，是当时全国除首都长安外，最繁华的五座“一线城市”之一。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列备五都”不仅仅存在于历史典籍中，更有汉代的文物为证。

2023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四川52通（方）入选。其中，成都博物馆馆藏文物《裴君碑》《李君碑》榜上有名。《裴君碑》《李君碑》又称“天府汉碑”，是迄今为止四川地区发现的体量最大、文字最多、保存较为完好的汉代石刻。

如今，两碑被重新展示于出土地附近，矗立在城市中心游客如织的成都博物馆内，向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巴蜀大地的灿烂历史。在碑与人的反复相遇中，大汉的瑰丽与浩荡，从古老而晦涩的字里行间，夏花一般漫山遍野地铺陈开来。

左为李君碑，右为裴君碑，两通汉碑由碑座、碑身、碑首三部分组成，大约半米厚，重量则在4吨左右，分别记录了汉代蜀郡两位郡守的事迹成都博物馆藏

东汉顺帝（125年至144年在位）时期，满腹经纶、文武双全的蜀郡太守李膺一定没有想到，赞美他“拔擢英才”、行政宽仁的石碑，会在树立13年后的夏季被洪水扑倒，后又由继任的蜀郡太守裴君修复传承。

或许是从《李君碑》中得到启迪，也或许是受蜀郡一脉相承的城市基因影响，裴君在任期间以宽厚的为政风格饱受赞誉，取得了不错的功绩。所以我们从《裴君碑》中读到，人们赞美他“荡涤枯饬”，兴教化，拔俊杰，任人唯贤。

两碑共记2200余字，即便时隔近两千年，仍能感受到其上文字的刚劲有力与行云流水。

裴君碑拓片

那么，今天我们能从这样两块跨越悠悠岁月，暗挟排山倒海之势的汉碑上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地处长江上游，在群山丘陵之后豁然开朗的成都平原。它自然环境优越，族群聚集，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我们看到秦并巴蜀后，张仪与张若筑成都城，与咸阳同制。李冰修建都江堰，“穿二江于成都”，成都城从此城址不迁，城名不变。

我们看到汉武帝经略西南，天府之国政治、经济、文化并举。成都“比屋连甍，千庑万室”，蜀锦、漆器、铜器、铁器等“蜀郡制造”攀上全国工艺的山巅，远销国内外。

我们看到南北丝路开通，财富在“万商之渊”累积；看到经济的繁荣和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推动了对外交流的空前繁盛和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在这里融汇，并定下了新的格局。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一勾多综提花织机模型成都博物馆藏

现在，让我们走近一些，更加仔细地去看。

城因人而新，人凭城而名。汉碑正面记载了东汉两任蜀郡太守李君和裴君带领蜀人奋发进取，收获丰功伟绩，并被后世景仰的故事。

在正面的万千气象之外，汉碑背面还密密麻麻镌刻着铸碑小吏们的姓名。这些姓名，却恰巧成为蜀地人杰地灵的明证。

他们代表了开官学之先河的文翁，他的政令让蜀地文化教成，顺着文景时期“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导向，一方文化从此振兴；代表了治水的李冰，大兴水利，于崇山峻岭中力挽狂澜……他们更代表的是千年之后的你和我，正沿着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行走江湖，散落在成都的角落，奋勇拼搏、追求理想。

成都高新区图据川观新闻

我们再让目光随汉碑上刚劲的笔触游走。

《李君碑》所刻为篆书，而到了《裴君碑》则有了明显的从篆到隶转变的痕迹。可见此时的中国书法正悄然演变，而快速、高效的书写方式改变，也印证着一种悄然勃发的城市发展轨迹。

由此，我们看到的是成都绵延坚韧的城市基因。成都是创新的，它首创官学，都江堰治水。成都是自信的，它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添砖加瓦，为未来中国城市发展方向提出思考和理据。成都是包容的，它吸引人才，搭建舞台，让人们拥有尽展其才、梦想成真的发展机会。

“蜀承汶水”，岷江孕育了成都的城市血脉，汉碑承载着成都的人文精神。从它们经年微损却傲立不折的碑体上，我们看到的是千年相继的成都精神。这精神得先贤之启迪，为人民而凝结。烟火人间里，它在千锤百炼中铸就了独有的竞争力和发展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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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王立

供稿/成都博物馆

编辑/郭书琼责编/谢梦马艳琳审核/姜明

编辑：刘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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