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骏达（1910—1949），原名祖华，又名骏。四川遂宁县仁里乡罗家桥（现遂宁市船山区仁里镇罗家桥村）人。刘骏达早年在遂宁读小学、初中，民国16年（1927年）考入资属联合县立旅省中学校，后入四川大学附中学习。刘家是一个小商之家，祖父常年在外经商。1935年全家迁至祖父经商地什邡县（今德阳市什邡市），在什邡县城东门口经营“益记烟庄”。烟庄为店铺加作坊，常年雇有工人生产烟丝。一家人靠着这个烟庄，生活虽不是很富裕，倒还算温饱有余，稳定而安逸。

1935年夏秋，刘骏达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转学至西北大学（西北联大）历史系。1940年后先后任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石室中学教师；1949年4月20日被国民党中统逮捕，同年12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成都十二桥，时年39岁。

在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锻炼成长

1935年夏秋，刘俊达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辅仁大学在陈垣校长的主持下，是思想进步的青年接受新思想、从事爱国进步活动的场所。刘俊达在校期间，接受了新思想，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1935年七八月间，黄河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9月，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成立。北京各大中学校相继成立了赈济会分会。刘俊达负责主持“赈济会辅仁大学分会”工作，通过救灾活动，广泛团结抗日救亡的各种社会力量。

1935年11月18日，在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的基础上，党领导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京学联”），并于12月6日公开发表成立宣言，提出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华北为核心的9项政治纲领，呼吁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团结全国各界民众，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在中共北平临委领导下和北平学联具体部署下，决定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该活动的主要领导者、时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学联党团书记的彭涛，当时就是以辅仁大学学生的身份为掩护，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刘俊达作为辅仁大学历史系学生代表，在彭涛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发动和组织历史系的同学参加“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在黄敬 、姚依林 、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当清华、燕京、东北等大学的示威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经过辅仁大学时，由于事先有交通员通报，早就组织好同学们集结在大门内的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在刘骏达的带领下，冲破军警的阻拦，同示威大部队会合，随后北京大学示威游行队伍的加入，使游行队伍更加壮大，向东交民巷日驻华使馆行进。一路上，同学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游行队伍走到王府井南口，反动政府布置了严密的封锁线，救火车横列在街口做防御工事，两旁人行道上站满手持水龙、大刀、木棍等凶器的军警，虎视耽耽地等待着游行队伍的到来。

同学们怒不可遏，面对在日寇面前其软如绵，在人民面前如狼似虎的武装军警，高呼口号，挺胸前进。恣行无忌的军警，用高压水枪对着示威队伍喷射，水柱像一条条毒蛇窜到同学们的脸上、身上。走在队伍的最前列的同学和纠察队员身上全被浇湿，刺骨的寒风也助纣为虐。但同学们谁也不示弱，大家紧挽手臂顽强抵抗。军警也从队伍两侧包抄过来，刘俊达和纠察队及其他同学，迎着棍击、刀砍与军警搏斗起来。刹时，军警的冲杀声，学生们的怒吼声和市民们的咒骂声混成一片，学生的队伍从中间被打散。刘俊达在搏斗中颈部受伤，不少人当场被逮捕或受伤。在激战过的街道上，一层晶莹的冰面留着爱国青年的斑斑血迹。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国民党当局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学联即决定在这一天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分为四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领，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的学生总计1万余人。他们高举校旗，打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横幅，向天桥进发。当数千名学生被关闭的城门阻挡在宣武门外时，刘骏达与同学们就地向周围群众以演说、歌唱、讲故事等形式宣传抗日，使群众深为感动，纷纷送来开水、烧饼，表示慰问和支持。刘骏达被推为代表，接受和分发慰问品，并做热情洋溢的发言，以向群众表示感谢。这次游行，辅仁大学的队伍在城外的寒风中坚持到后半夜，亦始未能进城。

在“一二·九”运动中，刘俊达通过共产党员彭涛，对共产党和抗日救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且在运动中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1936年，为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党中央在11月1日发布《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把共青团改造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在这一形势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成立，刘俊达当即加入该组织。从此，他在中共党组织直接领导下深入北平街头、农村向群众宣传救国大义，唤醒同胞踊跃投入抗日行列。暑假他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举办的培养抗日骨干的“夏令营”，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文艺作品。这一年，四川大旱，民不聊生。中共北平市委发起救济灾民的募捐活动。刘骏达在这次活动中，任劳任怨，成绩显著。当时，一些显宦绅商以原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四川江安人，时隐居北京做学术研究）为首，组织起“北平川灾救济理事会”。在此情况下，北平市委指示，做好救济募捐，必须争取傅增湘，统一组织，以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而扩大抗日救亡阵线。

1937年夏，刘骏达响应北京市委的号召，为适应抗战形势，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大学生军事训练，团结争取军队骨干参加抗日运动。

“七七事变”发生，北平沦陷后，刘骏达流亡到山东烟台，积极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的活动。不久，加入济南抗日宣传动员训练班，结业后，被派到黄河口滨县（现滨州市）任宣传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组织民兵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因韩复榘不战而逃，山东沦陷，刘骏达幸逃出虎口，于1938年夏辗转回到成都。

从参加“一二·九”运动，到流亡山东，一路颠沛流离的战斗历程中，刘俊达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到成都，他就立即开始寻找党组织。1938年7月，经中共川康特委秘书长张文澄代表组织批准，刘俊达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刘俊达的具体情况，党组织随即安排他转学到汉中的西北联合大学去开展工作。在旅途中，刘俊达一路关心帮助同赴西北联大的学生，同学们都非常喜欢这位“刘大哥”。

1939年3月，西北联大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刘长松及一些党员学生被捕。党组织决定由刘骏达任中共陕南学校委员会负责人兼联大党支部书记。刘骏达除领导联大支部外，还负责洋县九所中学和师范学校党组织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他极力营救刘长松和其他被捕同学，应付险恶的局面，稳定学校党组织的核心力量。同时号召党员广交朋友，成立“展望”“自励”“自修”“译丛”“剪编”等以读书自修为宗旨的社团，广泛联系进步青年，大力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还针对青年学生的特点，经常开展文体活动。这样以来，就把越来越多的学生团结在党的周围，不仅对党组织起到稳定作用，而且还从各社团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党的力量。

1940年，白色恐怖极为严重，中共汉中工委为保存实力，顾全大局，通知刘骏达撤离。刘俊达离开西北联大回到成都。遵照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及各地党组织各采取要求党员自为战的指示，他考入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助理研究员。按照“勤业、勤学、广交友”的行动方针，一面勤奋学习，一面广交朋友。他以出色的工作受到所内同事的赞许。此外，通过同学、同事关系，广泛结交朋友，组织起“联谊会”“转转会”等，为继续开展民主运动准备力量。

1945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胜利。刘骏达就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并转到成都石室中学（现成都四中）任教。他串联同事、同学、同乡组成成都公、私立学校教职员座谈会（后改为联谊会），以此为阵地团结进步师生开展革命活动。1948年10月，随着内战频繁，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教员的生活日益极度窘迫。成都市爆发各学校教师“反饥饿争温饱”的罢教斗争。刘骏达不但积极参加，他还以教职员联谊会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反动当局发动内战的罪恶，表达广大教职员要求拨发平价米和补发欠薪的述求，最终迫使省政府同意拨发当月“平价米”，并补发8至10月的欠薪。

1949年春，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大江南北挺进，党组织决定在国统区再次掀起反饥饿争温饱的高潮，以配合解放战争，加速蒋家王朝的覆亡。刘骏达积极团结广大进步师生参加成都市中学教师罢教斗争，发动学生组织“尊师会”开展尊师活动，在参加大规模示威游行时，他高呼“要民主 要自由”“打倒王陵基”等口号。国民党当局于4月20日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实施“四二〇”大逮捕，刘俊达与其妻马力可一同在石室中学宿舍被捕，囚于成都将军衙门国民党四川省特委会看守所。

在狱中，刘俊达多次受到审讯，虽受尽酷刑，皮开肉绽，或整天罚站于烈日下，水米未沾，饥渴难忍，仍坚贞不屈。他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鼓舞狱中的同志，坚定了大家为真理而牺牲的勇气和决心。狱中难友赞扬说：“刘骏达同志非常坚强！”

刘俊达妻子马力可女士，经我党和进步人士的积极营救，被保释出狱。刘俊达托出狱的难友给妻子马力可带去一本书，书页边上，他用火柴头写下了“忠贞”“谨慎”四个字，表达了他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和对自己亲密战友的珍贵叮嘱。

1949年12月初，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特务乘军用飞机逃到成都。他们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的秘密使命，在稽查处长周迅予的东门街公馆内，秘密召集吕世鲲、杨超群、何龙庆等军统蓉站头目研究屠杀关押在四川省将军衙门看守所内的“政治犯”。军统蓉站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将关押的重大“政治犯”36人造册，送交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转毛人凤。

1949年2月3日，毛人凤在娘娘庙街38号军统蓉站召开特种汇报会，徐中齐将名册交给毛人凤时，杨超群趁机说：“逮捕这些人不容易，宁肯错杀，不要放脱”。毛在名册上批示：“一律枪决”后，便命徐急送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过目，王立即在毛的名字后添上“如拟”二字，命令徐中齐立即执行。

12月7日，特务把档案材料堆在将军衙门特委会院内全部焚烧。深夜，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率领武装特务16人到将军衙门看守所，将刘俊达等32名革命志士用麻绳捆绑，棉团塞嘴，黑布蒙眼，强行扔上刑车。刑车直抵外西十二桥，把志士们残杀在在桥西南二百多米的乱坟坝防空壕，并草草掩埋。刘俊达时年39岁，却毅然以宝贵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篇迎接新中国黎明的史诗。

1950年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持举行“成都市各界公祭革命烈士大会”。20日为烈士们举行公葬仪式，将烈士们安葬于成都外西青羊宫二仙庵墓园。1961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十二桥死难烈士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刘骏达不仅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同时也是一位情操高尚的学者，他在从事革命活动之余，还深入研究历史，对文物考古和金石篆刻均有研究。遗著有《蜀文仕考》《长沙出土文物考证》等。他一生热情、乐观、爱憎分明。在他与妻子马力可结婚照片上，他题写到“力可与我结婚了。今后我们要互敬互爱，互相勉励，为我们理想奋斗。凡有利于人群之事，不计较待遇之厚薄，位置之高下，皆乐为之，这样方不辜负我们结合的意义。”

编辑：佘忠莉